因此，即使经济格局出现了拐点性变化，我们也要认识到发生质变的过程是漫长的，需要在更长的时期内来把握美元在世界的地位。
四是部分领域的激活增长型改革有待推进。一方面，任何理论都有一个特定对象，日本经验中的两个事实世人皆知：一是日本经济在二战后持续追赶，成功实现对标杆国美国的人均收入收敛目标，这意味着原来追赶阶段的一些优势基本上不复存在了，需要在前沿上进行创新，这对日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是基于凯恩斯的《通论》相关分析内容发展出来的概念，较普遍的理解是即便利率降至零值，公众仍愿意增加吸纳货币，这样货币需求就进入了一个黑洞式的陷阱。第二个流行观点是流动性陷阱。目前，CPI、PPI走低的形势被一些观点解释为通缩。目前CPI同比再次降到零值，环比为-0.2%。近40年来，中国CPI出现过五次负增长（或说低通胀局面）。
所以，我认为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表达，将显著超出短期范围的需求持续偏弱态势称作宏观低景气度现象，目前的低通胀则是其新近表现。所以，我们应借鉴其合理因素，在低通胀环境下重视适当发挥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工具的作用，不过也没必要全盘接受通缩恐惧论。物权的价值可以直接转移，存款作为银行负债在转移过程中必须要经过银行这个第三方，不能直接转移。
一、数字人民币的相关理论（一）研发背景和必要性历史上每一次的货币形态的变化都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所推动的。比如，老百姓担心出现银行危机时，可能会把自己的存款直接转成央行数字货币，因为央行数字货币是央行的直接负债，在理论上是最安全的。7月5日，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易纲出席讲习班开班仪式，并作题为《数字人民币》的特邀讲座。物权和存款在支付和交易过程中的法律属性差异很大。
第二，可以为现行电子支付体系提供备份和升级。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和推广也是受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推动
这种情况无疑是迈向多极化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进展。二是通过区域金融合作，形成新的区域货币如亚元，并最终形成由欧元、亚元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三足鼎立的多极国际货币体系，从而对美元形成制约。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因为中国部分外流资金（包括资本外逃）并未记录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摆脱美元的讲话，以及大批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同中国人民银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都很能说明问题。
外部条件则包括：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美元地位由于美国自身原因导致的下降或衰落。能够在跨境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发挥这些功能的货币，就是国际货币。导致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企业缺乏讨价还价能力，无法使对方同意使用人民币计价和开票[6]。因而，外国进口商只能用美元或其他货币而不是人民币支付相当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总值的那部分商品（这里不考虑投资收入）。
但自2014年以来，我国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与同期海外净资产的增加之间的巨大差额，恐怕也难以完全用估值效应和统计误差来解释。而2021年中国跨境贸易总额已经到达39万亿元。
您对此有何思考？余永定：货币的基本功能包括计价、结算、投资和价值贮存等。资本金融项下，特别是非直接投资的资本金融项目快速攀升，占比超过六成，成为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主体部分[7]。
凯恩斯曾提到，如果你欠银行一千镑，你受银行支配。既然是净债权国，中国就无法使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变成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债权从而收获铸币税。因而，它们也在寻找美元储备和支付的替代品或至少是补充品[2]。2021年美国的海外净负债超过18万亿美元，对GDP占比接近80%。但也应该看到，货币互换协议更多是反映了去美元化的趋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摆脱对美元流动性依赖的努力。目前美国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美国海外融资成本在逐渐上升。
2000年建立的清迈协议也未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发挥应有作用。例如，人民币国际化是在国务院2009年7月批准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后启动的。
而国际化的更高层次则是外国投资者在与中国无关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广泛使用人民币，并长期持有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相对许多国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使用的货币而言，人民币应该算是国际化货币了。
至少先考虑亚洲货币基金，然后再来讨论以各国本币结算。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通过贸易进口结算跨境流出。
我们确实应该研究全球地缘政治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并根据对不同发展趋势的判断，设计我们的相应蓝图。如果考虑到逆全球化和去金融化等新趋势，不但资本账户开放已经不再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甚至传统意义的资本项目开放和货币国际化本身都应该重新考虑。10.内地投资者购买联交所上市的港股，用人民币交付。Q5：俄乌冲突以来，美国滥用金融制裁，美元武器化趋势加速全球多国的去美元化探索。
由于像欧元和美元这样具有流动性的储备货币屈指可数，政府将不得不对诸如公司跨境借贷之类的活动加以限制，一些国家将不得不考虑一起建设新的报文系统以替代SWIFT，而这可能意味着全球支付体系的碎片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没有办法完全规避汇率风险。
解决中国海外资产安全性问题的出路，不在于人民币国际化，而在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还有两个老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个问题，尽管中国是经常项目顺差国，自2014年到2022年，中国累积的经常项目顺差大大超过同期中国的净海外投资头寸（NIIP）。
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取决于地缘政治前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思路基本有两条：一是逐步用特别提款权SDR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如果你欠银行一百万镑，你们的地位就倒过来了[14]。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存在资本外逃问题，只是原因不同、结果不同而已。这样，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就必然会转化为美元和不同形式的美元（或其他硬通货）债权（美国国债、公司债、银行存款和贸易信贷等）。需要注意的是，在看到货币国际化可能带来各种好处的同时，也应看到货币国际化本身也可能会加大金融风险。
不难说明，在维持经常项目顺差的情况下，中国也无法通过资本项目输出人民币而使外国投资者成为持有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的净债权人。不仅如此，经常项目顺差国意味着资本净输出国和净债权国。
另据报道，中国和海湾国家已经达成协议，中国将增加油气进口，并把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反观泰铢，其国际化程度高于港币，国际投机者可以在泰国以外的地方得到泰铢，也由此，国际投机者得以在泰国外汇市场上做空泰铢，并最终大获全胜。
当然，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取得进展的最明显原因还是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增长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放宽限制、提供便利的结果。